辜鸿铭不仅行事怪，说话也怪。他说话有两绝：一是骂人，敢骂、善骂，骂得你口服心服；二是诡辩，话语幽默，能把歪理讲正了。辜鸿铭之所以有名，与他敢于骂人有关，尤其是骂名人。他性格孤僻又愤世嫉俗，无论东西洋人，或是当朝权贵，他看不顺眼，便发议论，如讥讽曾国藩之“陋”，李鸿章之固守陈规，当面批评张之洞只知利害，不知是非，“为学不化”，挖苦盛宣怀“贵货贱德，善于聚敛”。尤其是对袁世凯，辜鸿铭特别看不起。一次在中外宴会上，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：“张中堂（指张之洞）是讲学问的，我是不讲学问，我是讲办事的。”意思是他没有学问办事也比张强。当袁氏幕僚将此话得意地转述给辜听时，辜鸿铭当即反击说：“当然，这要看办的什么事，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，自然用不着学问；除了倒马桶之外，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用不着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。”在另外的场合，他又公开说：“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，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。”辜对袁是如此憎恶，以至于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成，气绝身亡，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，停止娱乐活动3天时，辜鸿铭存心作对，偏要请来戏班，在家中大办堂会，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。结果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，也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，出尽了风头，吐尽了怨气。
辜鸿铭骂人不分对象，不避场合，谁都敢骂，有时还真有点替老百姓出怨气的意味。1902年，张之洞在湖北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，铺张扬厉，大宴群僚，并唱新编《爱国歌》。辜心里不快，在饭桌上对学监梁鼎芬说：“满街都是唱《爱国歌》，没听有人唱《爱民歌》的。”梁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试编一首？”辜氏沉吟一会说：“我已得四句好词，不知大家想不想听？”众人说：“愿听。”辜于是念道：“天子万年，百姓花钱；万寿无疆，百姓遭殃。”还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有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出席的宴会上，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：“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，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？”他答道：“有，法子很简单，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，拉出去枪决掉，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。”辜不仅讲话骂人，写文章也骂。在一篇英文文章里他讽刺说：“什么是天堂？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!谁是傻瓜？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!什么是侮辱上帝？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!”辜鸿铭这些话骂得真是淋漓痛快。
骂人之外，最能体现他的智慧的是机智和幽默的诡辩。他的诡辩诙谐、戏谑，经常让人家难以反驳。如他反对新文学、白话文，尤其反对将中国古文视为“死文学”。他说：“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在这世界上，面包和果酱要比烤鸡消耗得多。但是，我们决不能只因为后者比较稀少，而说它没有前者那么美味可口富于营养价值吗？就认为我们都该只吃面包和果酱吗？!”又如对于辫子，人家问他，满清专制早已推翻，怎么还留着辫子呢？他则振振有辞：“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审美观念，和政治思想无关。”还说：“中国的存亡，主要在于道德，而不在于辫子。辫子除与不除，原无多大出入。”“去了辫子，如果国家果能强盛，则去之也未尝不可。否则我决定不剪辫。此系我个人自由，不劳动问!”这一套理由真是堂而皇之的了。最有趣的是他关于纳妾的一系列理论。“五四”前后，提倡新道德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反对纳妾。而辜氏认为这是大大的荒谬，是“中国人不识货，把古董卖给了外国人。”他说，男人纳妾是很必要的，理由是：“妾’就是‘立女’嘛!其妙用就在于男子疲倦之时，有女立其旁，可作扶手拐杖之用也。故男子不可无女人，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!”妾是男人累了的手靠，男人怎么能缺呢？有外国人不服辜氏，说一夫多妻，太不人道。辜鸿铭反驳道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？男人好比茶壶，女人好比茶杯，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，不是中西同理，很自然的事吗？而且中国人纳妾是光明正大的，不像你们西方人偷着养情人。”说来倒是西方人更加不是了。又一次，有外国女士反驳辜氏理论，既然男的可以纳妾，女的也可以多夫，这样才平等。辜氏听了，大摇其头，期期以为不可：“不行不行，论情不合，说理有亏，对事有悖，于法不容!”他反问道：“夫人代步是用洋车，还是汽车？”妇人答道：“汽车。”辜说：“那可不!汽车有四个轮胎，请问府上可备有四副打气筒？”如此谬论，举座大笑。辜氏这一套茶壶、轮胎、打气筒理论虽然不合正道，但他能如此脱口成章，妙语解颐，却也无人能及。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热恋时，她对徐志摩说：“志摩，你不能拿辜老的比喻来作风流的借口，你要知道，你不是我的茶壶或打气筒，你是我的牙刷。茶壶、打气筒可以公用，牙刷可不行啊!”此语或可拿来一驳辜鸿铭谬理歪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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